现实中，若以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这一标准衡量，当下的世界其实并非世界。
—方面，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务必全面统筹、综合运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利用好各自的市场规则充分调配两个市场的资源，更好运用国内法和国际法维护我国合法利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在法律意义上，权利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是通过国家法律认可的主要由公民享有，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不受侵犯的法律化利益。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遵循。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二是阐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强调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原则。其二是物理性安全，这意味着保障身体免遭攻击和自然灾害，通过行政机关、特别是在犯罪问题上通过警察、司法来保障人身和财产。
对于新兴的风险及其预防问题，法治国家原理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仍有修正适用的可能，只是我们需要开拓新的防护机制。[24]栗城壽夫『一九世紀ドイツ憲法理論の研究』（信山社、1997年）358-359頁参照。[7] （二）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 多安全才算安全？在理论上存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之说。[2]能通过提供信息等稳健的手段实现安心的，国家就不必动用权力性手段去实现。
[43][德]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风险预防作为国家任务——安全的认知前提》，刘刚译，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42]这时，安全就与过去的公共秩序有了很大差别，即使社会井然有序，却也可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下。
这里的安全却是sécurité。小林武「「安全」の概念とわが国「安全確保」法制――名古屋市生活安全条例にふれて」森英樹編『現代憲法における安全――比較憲法学的研究をふまえて』（日本評論社、2009年）710頁参照。[23]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創立150年記念法学部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32頁参照。其法的意义仅限于将侵害自由予以正当化，国家可以为了保障安全而干预或限制他人的自由。
只要有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就有行政介入的必要性。[35]受德国法影响较深的日本公法学界也几乎没有将安全作为基本权利的做法。国家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行政正在由消极向积极转变，由防御向预防转变，从方方面面介入社会，尽可能掌控全局。不仅来自于同为私主体的其他个人和组织，还来自于拥有公权力的国家和公共团体。
为了实施综合性政策，各种机关和各种政策需要相互协作，但也因各种政策的实施方法都有各自固有的逻辑，因为综合而发生混同，进而产生过剩规制或过少保护的问题。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于物理性暴力的危险，更来自于现代科技应用的风险。
保护个人安全成为国家介入的理由，具体危险的存在又成为国家介入的界限，没有具体危险，也就成为个人的自由。而利益衡量也必须基于具体的情境才能进行。
[40]近代行政法就是这种理念为指导，以警察法为基础发展起来。在现代社会，国家往往以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概括性安全为由限制私人的自由、侵害私人的权利，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公共事务。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一）现代安全保障对自由的威胁 安全是不受威胁，自由是不受限制，安全未必是自由的对立面。而预防国家的特征是社会国家的法益安全国家，法益的安全保障直接决定国家活动的方向，使法的安定性或法治国家的古典要素解体。我们不应先验地赋予自由或安全更高的地位，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确定各自的界限。
[36] （四）安全的适当定位 前述国家目的、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是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这时，应更加依赖于各个自由而负责的主体。
3. 具体问题的权衡论证 对于安全与自由的关系，应当在具体的问题中探讨其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避免用抽象的观念直接赋予某一方更高的地位。1. 风险社会对传统行政法的挑战 传统政治理论设想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崇尚有限政府、自由市场。
[37]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的手段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主法治等，也明确了国家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性安全概念的意义在于，能从维持信赖的高度鸟瞰全体，重视在安全上形成综合性政策的必要性。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9]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58-359頁。[52]在近代社会，国家要介入个人的自由领域，必须有法律的根据，必须证明具体危险的存在。将安全的权利作为立宪主义的基础，这种修辞已然意义过剩。
现实中，国家也很难不顾及主观安全的变化，主观安全十分重要，关乎民意走向，有时也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5]参见刘炯：《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第75-78页。
在刑法学上，对于公共安全有较多探讨，主要集中在什么构成公共（多数人说、不特定人说、不特定多数人说、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说）、什么的安全（人身说、人身和财产说、公共安宁说等）上。不过，晚近，法国《国内治安法》（2003年3月18日法律239号）第1条规定，安全是基本权利，是个人和集团行使自由的条件。
如果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就可以加以限制，私人就不能再仅仅诉诸观念上的自由加以防御。即使限制了隐私、通信秘密、营业自由等部分基本人权，也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中确保免于恐怖和不安的自由而不可避免的侵害，应当予以忍受。
由此，私人的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安全与自由的关系日益紧张。安全的基本权利在超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之外时，大体上只有呼吁的作用。照顾的概念不仅在环境保护领域、在社会政策领域也是关键概念。[10]参见陈春生：《核能利用与法之规制》，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在观念上，个体性安全与概括性安全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个人安全有可能成为公共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保障也会有利于个人的安全。在传统公法理论中讨论时，多是在第二种物理性安全意义上来使用个体的安全。
相反，国家干预这个领域的权力原则上要受到限制。但采用概括性安全概念，也会出现对国民生活规制的概括性问题。
[48]大石真「「安全」をめぐる憲法理論上の諸問題」公法研究69号（2007年）34頁。法律上的安全应以客观安全为准，个人不可以主观安全为根据要求国家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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